美国新一轮压力或加深伊朗对中国汽车的依赖

压力从伊朗延伸至其商业伙伴

美国威胁对伊朗采取新的经济措施，可能使中国汽车企业与德黑兰的合作更具选择性、操作难度更高，但未必会使合作彻底中断。据伊朗汽车媒体Asb-e Bokhar报道，主要影响可能不会首先表现为某款车型停产或某条装配线关闭，而会体现在伊朗贸易伙伴的行为变化上。

该媒体将风险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使用的“经济D日”一词联系起来。这一表述借用了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概念。Asb-e Bokhar认为，它意味着经济施压可能进入新阶段，目标不仅是伊朗，还包括帮助伊朗维持贸易的国家、企业和商业网络。

中国处于这一局面的核心位置。中国购买伊朗石油，也是伊朗汽车和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国，同时还是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欧洲、韩国和日本的大型汽车制造商撤离后，中国品牌填补了伊朗市场留下的大部分空缺。

低价石油与西方市场准入之间的权衡

中国有明确动力维持与伊朗的关系，即获得折价的伊朗石油。制裁越严，伊朗作为石油卖方的议价能力可能越弱，折扣也可能扩大。这种条件对较少依赖西方市场的中国炼油商尤其具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伊朗需要中国的需求和工业制成品。石油、汽车、零部件和工业设备因而可以纳入更广泛的交换网络。当制裁推高中国参与企业的资金、法律和声誉成本时，这种安排将更难维持。

Asb-e Bokhar认为，中国车企不会采取完全一致的应对方式。业务集中在中国和非西方市场的制造商，可能愿意承担更高的伊朗业务风险。在欧洲或美国开展业务、拥有大量海外投资或依赖国际金融体系的大型集团，则更可能限制参与程度。

美国此前已经制裁与购买伊朗石油有关的中国炼油商和企业。如果新措施覆盖更多中国公司，汽车贸易可能成为中美经济竞争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如此，该媒体认为，中国不太可能为了伊朗与美国展开全面经济对抗，因为中国与美国及欧洲的贸易规模远大于其与伊朗的贸易规模。

品牌减少，中间商增加

美国在伊朗历1397年退出核协议后，伊朗汽车市场已经经历过类似的商业权衡。欧洲大型企业相继撤离，因为留在伊朗的收益不足以抵消遭受制裁或失去更大西方市场的风险。同样的计算也可能阻止国际业务较多的中国品牌进入伊朗或扩大现有项目。

Asb-e Bokhar提出了三种可能路径。第一种是中国继续参与，但合作由制裁风险较低的品牌主导。第二种是美国加强施压，促使中国大型企业也选择后退，品牌和车型数量减少，中小供应商及中间商的作用上升。第三种是伊朗成为华盛顿与北京更广泛经济竞争的试验场。

该媒体认为，中间路线最有可能出现：中国继续与伊朗合作，但条件更具选择性，并越来越多地通过间接渠道进行。这未必意味着中国汽车退出伊朗，反而可能让当地市场更加依赖少数愿意承受制裁风险的中国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和中间商。伊朗消费者的选择将减少，供应和售后服务体系也可能变得更加复杂。